邦纳温特是我曾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动植物聚集地。我刚自西部草原而来，见过威斯康星如花园一般的空旷，见过印第安纳和肯塔基的山毛榉和橡树林，见过萨万那幽深神秘的杉树森林；但是，自我让自己徒步走过这些树林以来，我还从未发现过像邦纳温特的垂吊着长苔藓的橡树那样一片令人难忘的树木。
　　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新来者，我敬畏地凝视着。邦纳温特被称作墓地，一个死亡之城，但是在这样的生命深度中，这几个坟墓是没有力量的。活水的涟漪，鸟儿的歌声，鲜花的乐天自信，橡树的平和及不受干扰的崇高，标志着这个坟地是上帝最青睐的生命和光明的驻地之一。
　　我们对死的认识比对任何其它事物的看法都更为乖戾可鄙。生和死的交感、友好的联合，在大自然中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被告知的是另一种思想，如死亡是一个事故，是对古老原罪的可悲惩戒，是生命的大敌等。城里的孩子们在这个正统的死亡论上尤其极端，因为在城市中，很少能够见到或被教知死亡的自然之美。
　　在我们自己物种的死亡方面，先不说那上千种谋杀的方法和模式，就以我们最好的记忆而言，哪怕是幸福的死亡，也会产生哀叹和眼泪，交织着恐怖的欢腾。参加葬礼的人群，皆是黑色的服装和黯淡的面容；最后，一个黑色的盒子埋葬在了一个不祥之处，出没着各式各样假象的幽灵和鬼魂。因此，死亡成了恐怖的事情，最令人注目和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临终之人的床边听说：“我不怕死。”
　　只有让孩子们与大自然同行，让他们看看生和死的美丽混合与交融，它们不可分离的愉悦的一致性，如同在我们的神赐的星球上的树林和草地以及平原和溪流中上课一样，他们就会知道，死亡实际上并不痛苦，它是和生命一样美丽的事物，而坟墓也无所谓胜利，因为它从未争斗过。一切都是极其协调的。
　　邦纳温特的这几个坟墓边大都种着花卉。一般在顶头是一株木兰，紧挨着直立的大理石碑，底下是一丛或两丛玫瑰，边缘或上端有某种紫罗兰和绚丽的外来品种。所有的坟茔都被一道黑色的铁栅栏围着，树立着坚固的铁条，好似群魔战场上的长矛短棒。
　　观察大自然怎样不懈地探索着修正这些劳作工艺的谬误是很有趣的。她腐蚀着铁和大理石，逐渐平整着总是向上堆积的小丘，似乎过重的泥块不应该压在死者身上。长草蔓连成拱形；种子扇动着轻软的翅膀飞来，如命运之神般寂静无声，赋予人工的灰烬最为宝贵的生命之美；布满蕨类和长苔悬垂物的深绿色的常青树枝伸向四方———鲜活的生命无处不在，抹去人力干扰的所有记忆。
　　我期待的汇款直到接下来的一周还没来到。在一个便宜的肮脏破旧的旅馆里度过了第一夜之后，我的钱包里就只剩下一个半美元了，这样，我就不得不露宿在外，以便用这最后的一点钱去买面包。我走出了喧闹的城区，去找一个没有沼泽的地方睡觉。在城郊通向海边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些低矮的沙丘，因为有盛开的一枝黄花而呈现着黄色。
　　在齐脚踝的沙子中，我疲倦地从一个沙丘走到另一个沙丘，希望在高大的花卉下面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避开蚊虫和蛇，避开所有我的同类。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墓地。
　　“对一个身无分文的游荡者来说，那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想，“那些迷信的夜行人不敢到那里，因为他们害怕鬼魂出没。但在我看来，那儿将是上帝的休憩和安宁之处。再者，就算我得曝露在森森鬼气中，我也会得到极佳的补偿———看见这些月光下高大的橡树，并沉浸在这个寂静美丽的地方的所有难忘的和无名的感化之中。”
　　此刻已近日落，我急忙越过这个公共场所来到路上，向邦纳温特走去。我为自己的这一选择而喜悦，而且对于自己找到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一个好借口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辩解，而几乎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母亲会责怪我的。我曾答应她要尽可能地不睡在户外。在我走过黑人的小屋和稻田之前，太阳已落下去了，在静寂的黄昏时刻，我来到墓地附近。
　　从城里到墓地大约有三、四英里，在那种闷热的天气里走了那么长的路后，我感到很渴。道路下面有一条昏暗的流得很慢的咖啡色小河。就在墓地花园的外面，在打开了一条通向下面的穿过浓密的灌木丛的水的通道之后，冒着遭遇黑暗中的蛇和鳄鱼的危险，我喝到了水。然后，我重又爽快地进入到这个奇异和美丽的死人的住所。
　　我走在全部被树荫所遮盖的林荫道上，只是两边不时有曝露的墓碑闪出令人惊骇的白光，浓密的火花莓的灌木丛像一堆堆水晶一样闪着光。没有一丝微风吹动那些灰色的长苔，树木的巨大臂膀在上方相交，遮盖着林荫道。但是这些遮盖物被很多网状的裂缝和叶边的空隙所分开，一束束灿烂的月光从那里洒下来，给黑暗绣上了银色的光亮。我着迷般地游逛了一会儿，然后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躺下来，找了个小土堆当枕头，将我的标本夹和背包放在身旁。休息得非常好，尽管因为有爬过我的脸和手的脚上带刺的大甲虫及很多饥饿的有针刺的蚊子而略受干扰。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大自然在欢腾。有些鸟已发现我是一个闯入者，因此极力地要用一种有趣的语言和手势表示出来。我听到了白头鹰以及某些奇怪的涉水禽类在激流中的尖叫声。起来时，我发现我的头一直是枕在一座坟上，尽管我睡得并不像埋在下面的那个人那样沉。我精神爽快地站起来，并观望四周。早晨的阳光洒满滴着露珠的橡树和花园，眼前展现的美是那样绚丽和令人振奋，以至饥饿和忧虑都只是一个梦。
　　吃了一两片早餐饼干，看了几小时美丽的光线、鸟、松鼠和昆虫，我转回了萨万那，发现我的汇款还没到。于是我决定早一点到墓地去，造一个能防露水的有棚顶的小窝，因为无法知道我可能在那里要呆多长时间。我挑选了一个浓密的火花莓树丛中的隐蔽处，靠近萨万那河右岸，那里是白头鹰和众多鸣禽筑巢的地方。它荫蔽得那么好，我只得根据我在那条主要的林荫道上做的标记来仔细判断它的方位，并记在脑子里，这样，我就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找到它。
　　我利用四个树丛作我的小帐篷的支撑物，这个帐篷大约有四到五英尺长，三到四英尺深，绑起来的小树枝横搭在树丛的树杈上，支撑着一个灯芯草的顶棚，地面上铺着一个厚厚的长苔垫子做床。我的全部建筑规模小到我不仅能把床拿起来，而且可以把整个房子搬起来，同时还能走动。当晚我睡在那里，吃了几片饼干。
　　第二天，我回到城里，和往常一样扫兴———没有拿到钱。所以我在花了一天时间来观察居民区和城市广场花园中的植物后，又回到了我在墓地中的家。虽然可能没人认为或者怀疑我在躲躲藏藏，好像一个逃犯，但是我总是在天黑以后很晚才回家。一天夜里，当我在我的长苔窝里躺下来时，我觉得有某种冷血动物在里面，是一只蛇？还只是一只青蛙或蟾蜍？我不知道。不过，出于一种本能，我没抽回手，而是一把抓住这个可怜的动物，将它从树丛上面扔了出去。这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巨大的困扰或惊骇。
　　早晨，一切都似乎是极美好的。只有松鼠、阳光和鸟来到我周围。在它们发现了我的窝之后，每天早上我都会被这些小歌手唤醒。它们一开始并没有唱它们宁静的清晨之歌，而是在这个小茅舍的两三英尺之内，通过树叶窥视着我，同时还用半愤怒半困惑的声调谈论和斥责着。在骚动的吸引下，这个群体不断增大。于是我开始与我在这个神圣的荒野里的鸟邻居们相识，当它们知道我对它们是无害的以后，它们斥责得少了，唱得多了。
　　在这种墓地上过了五天之后，在第五或第六天的早晨，当我问到有无汇款来时，一个职员答道，汇款倒是来了，但是他不能给我，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明。我说：“哦，我有。请看我兄弟的信，”我把信交给他，“上面说了汇款的数目，从哪儿寄来的，送到波梯基市邮局的日子。我想这已足够证明了。”他说：“不行，这还不够。我怎么知道这封信就是你的？它也许是你偷来的。我怎么知道你就是约翰·缪尔？
　　我说：“好吧，但是你没看见这封信说明我是一个植物学者？因为我兄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过得很好，并且发现了很多新的植物。’现在，你说我可能从约翰·缪尔那里偷了这封信，因此知道有一笔从波梯基寄给他的汇款。而这封信证明约翰·缪尔肯定是一个植物学者，所以，尽管像你说的，他的这封信可能被偷了，但是这个强盗是不可能窃取到约翰·缪尔的植物学知识的。我想，你当然上过学，多少也知道点植物学。就请你考考我吧，看我是否知道这方面的任何东西。”
　　这时他很和善地笑了，显然是被我辩解的表情所触动了。我高兴地装好了我的钱，在街上走了没多远就碰到了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端着卖姜汁面包的盘子，我立刻投用了一些我刚拥有的财富，兴高采烈地走着，同时一路大嚼，并不想藏匿我吃东西的快乐。
　　
侯文蕙，我校环境史学教授。
　　注：侯文蕙教授翻译的美国著名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Muir，1838-1914）的自传《徒步千里走海湾》，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节选自其中的一节。1867年9月1日，29岁的缪尔开始了前往墨西哥湾的一千英里徒步旅行，他的计划是“沿着我能发现的最荒无人烟的、树木最茂盛的和最少人迹的路线一直往南走，有望走到最大规模的原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