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此文缘起有二。其一，近来读完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全三册，151万字，复旦大学出版社）感慨良多。此著一经问世就得到我国著名文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学勤、邢贲思、王元化、朱维铮等很高的评价。于史，我是门外之人，连粗通也不及。之所以感慨乃因葛兆光先生写作此书，历经数年，钩稽文献难以计数，注释引证详列尤繁，从中看出作者是真正有学问，而且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其二，近年来常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看到目下学界学风不正、论著做假抄袭日见严重，甚至已经牵连到院士行列，横遭国内外学人嘲讽，心痛如此下去怎样完成现代化之兴国大业？于是，为了排谴烦闷，便把这些年来自己的读书扎记翻检了出来，我国一些大师级的文史学老前辈做学问的感人事例映耀眼前。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种最可宝贵的学术精神，也是督导文化人做学问切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只有对文献史料实证严谨、缜密赅细、探赜索隐、取精用宏，写出的著述才能锋颖精密、论意峻爽、启悟时人、流声后代。今年七月，与季羡林教授同一天仙逝的任继愈先生，为了解决中国哲学史界争论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老子哲学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他对《老子》的注释历时五十年，四易其稿，精益求精，先后出版了《老子今译》、《老子新译》、《老子全译》和《老子绎读》。这一“绎读”二字则有阐发、注释、引深之意。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中国哲学史之所以争论未果，主要是方法错了。上述五十年的研究，任老是随着我国考古学资料的新发现而逐步深入的。他参照了长沙发现的帛书《老子》甲、乙本、楚墓出过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本，指出如何把握老子哲学中“道”这个范畴是判别老子哲学属性的关键。同时，他也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它简单化、教条化了，在不同时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应有不同的具体的表现形式，理应对其加以研究。任老的见解真乃真知灼见，不愧是我国研究老子的哲学大师。
　　钱钟书（默存），1979年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四册巨著《管锥篇》，深刻分析了我国十部古籍中的问题，包括经、史、子、集，即唐宋以前文史哲三方面。在这部巨著中，他旁征博引到西方学者数千人，几种语言的著作多达上千种，又概括了西方文化各个领域，致力于探讨中西普遍的诗心与文心。正如我国著名出版家、名著《诗词例话》作者周振甫先生所评价的：“真可谓博览群书、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不同。”《管锥篇》初稿完成后，钱钟书便特邀周振甫到自己家中，向他征求意见，并将周所提出的意见附录于书中，且加以称许“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致简端”。
　　孟森（1868—1937），号心史，我国著名清史学家，人称“孟心史先生”。是“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的奠基人”。1931年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主任。对清史，专攻方向有五，即清之先世考、满州名称问题、八旗制度研究、清初三大疑案和清初人物史事。专著十数部，论文近百篇。他对清之先世考定（与明朝的关系）被誉为“独具慧眼，稽考爬梳，使淹没四五百年来清世之本来面目为之大白于世。”孟老也自谓：“纵不敢言无一遗漏，抑于清史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以供来者渔猎之资，而与举世识此一朝之真相矣。”他为考证清先世与明朝的关系，在当时那个年代，每日步行至北京图书馆，手抄《朝鲜李朝实录》中有关清先世列祖列宗的记录，无问寒暑近十载，其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不可谓不好古敏求，述而有作。正是孟森先生的治学严谨，他的弟子如齐思和、谭其骧、聂崇歧、邓嗣禹等后来也都成为我国史学名家。正如我国史学家王仲翰所评：“孟老撰述之富，成就之大，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可断言也！”。
　　陈垣（1880—1971）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解放前曾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中研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学域极为宽广，著述宏富，不仅在一般史学研究方面，还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史讳学、中外关系史、宗教史等方面深有造诣，做出了卓越性或开创性贡献，是一位极负盛名的史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前台湾大学校长、中研院学部委员、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曾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位世界型学者，一是王国维，另一就是陈垣。”陈垣先生治学，首先注意博与专的关系，他说：“只博不专，难于成功；只约不博，难开贯通。因此，应博约结合，通专兼顾。要成为大学者，必须把基础打好。”他为了自己打好基础，曾细读了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而浏览了《四库全书》，把这部包括了三千多种、三万多册的书名、作者作了索引，并校正了前人所作书目的讹误。他能背诵古典名著《左传》。他治学读书不仅要求博览、目勤、脑勤，还要手勤，即勤于抄录。他非常重视史料引证，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如只凭记忆，或仅据传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考史必须沿流溯源，究其首尾。”“考史需要通读全书，不可任意翻检、浅尝辄止；不可稍有所得，未探究竟即轻下结论。”陈垣先生不仅重视考证本身，还对考证著作的思想性（爱国思想、民族意识）给予高度关注。他说：“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考证而已。”先生1917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元也里可温考》首先把210卷、200多万字的《元史》阅览一遍，凡书中提到了“也里可温”处，全部录出加以研究，然后再阅读其他书籍，搜集资料，动手撰写。他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除看过数十种大部头书籍外，还搜集了一千三百多道碑记，编成《道家金石略》。国学大师陈寅恪看过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认为：“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考殆之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陈垣先生主张通史致用，如考史喻今、针贬时弊、论史戒今、有为而发，在中国史坛上显示了他的严正学风，不愧为一代宗师典范。
　　文章写到此处，便想到范文澜大师的一句流传颇广的警示言：“板凳须坐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我辈欲真的想搞点学问，当效验之。